近期，助貸業務亂象引發監管層和業界的高度關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日前發布的《助貸業務創新與監管研究報告》(簡稱《報告》)也指出，合規的助貸業務有助于推動普惠金融發展，但目前的助貸機構魚龍混雜，如果銀行不能有效地審查與識別助貸機構，或淪為單純的資金提供方，一旦借款客戶出現大面積違約且助貸機構能力有限，最終承擔風險的仍是銀行。究竟何為助貸業務?如何規范助貸業務發展?

起底助貸業務

“所謂助貸，是指資金方和第三方中介機構即助貸機構合作，共同為目標客戶提供貸款服務。”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總監莫秀根說，通常情況下，由助貸機構提供獲客、初篩等必要的貸前服務，由資金方完成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然后，資金方為借款人發放資金。

銀行為何要與第三方助貸機構合作?核心邏輯在于優勢互補。以“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的助貸模式為例。一方面，部分銀行不擅長服務小微企業，而小額貸款公司恰好積累了小微企業的獲客經驗與風控技術;另一方面，小額貸款公司有天然的資金短板，而銀行卻具備資金成本優勢。

此外，助貸業務還有助于降低銀行的獲客成本。相比用鋪設網點來觸達客戶，與第三方助貸機構合作的成本更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高速發展，助貸業務的“線上引流”特征日益凸顯，助貸機構的類型也從此前的小額貸款公司，逐漸拓展至各類金融科技公司。

業內專家表示，當前的助貸機構可分為三大類，一是“場景類”助貸機構，如垂直行業平臺、金融科技公司、互聯網金融平臺等;二是“有放貸資質”類助貸機構，如新型民營銀行、傳統小額貸款公司、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等;三是“增信類”助貸機構，如保險公司、融資擔保公司。

在業務開展的過程中，助貸機構承擔了“雙重角色”，更類似于信貸業務中介。一方面，助貸機構在資金方設置的前置條件下為其提供獲客、初篩、催收等服務;另一方面，助貸機構又為借款人篩選符合其風險特征的資金提供方。

警惕四大風險

助貸業務客觀上緩解了中小微客戶的融資難題，被視為踐行普惠金融的有效工具之一。但是，風險也不容小覷。

北京銀保監局日前印發的《關于規范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類業務及互聯網保險業務的通知》要求，銀行不得借助外部合作規避監管規定，要充分披露合作業務信息及合作各方的責任邊界。

“目前，合作機構的資質良莠不齊，存在套貸騙貸、多頭借貸等風險，此外，部分銀行在與合作機構開展業務時不夠審慎，風險控制和合規管理不足。”北京銀保監局相關負責人說。

良莠不齊的助貸機構容易引發哪些風險?《報告》指出，一是違規風險，二是違約風險，三是道德風險，四是信息管理風險。

其中，個別城商行、農商行與互聯網金融平臺合作，開展聯合貸款業務，雖實現了跨區域經營，但卻沒有嚴格管控異地授信;部分銀行與無擔保資質第三方機構合作為借款人提供增信服務，甚至出現了“兜底承諾”等變相增信服務;部分銀行將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環節外包，異化成單純的放貸資金提供方。

在此情況下，很容易出現以下兩種亂象：一是助貸機構與借款人串通，套取銀行貸款;二是助貸機構為追求更高的服務費，故意降低推送給銀行的資產質量要求，盲目擴大貸款規模，此時，一旦出現壞賬，最終的風險承擔者仍是銀行。

此外，莫秀根說，由于市場上的助貸機構良莠不齊，如果它們缺乏足夠的數據與信息管理經驗，很有可能丟失客戶資料，甚至泄露客戶數據。

加強監管協調

如何避免不合規的助貸機構“劣幣驅逐良幣”?助貸業務如何才能走好創新與穩定的平衡木?

《報告》指出，應盡快確立助貸業務的法律地位，同時，助貸業務缺乏監管重點，存在“多頭監管”問題，應以“包容性監管為主，審慎性監管為輔”為原則，加強監管的協調性，減少人為監管錯配。

當前，各地銀保監局負責監管商業銀行的助貸業務，地方金融辦負責監管助貸機構的助貸業務，而互聯網協會、小額貸款行業協會又對助貸機構進行合規審查和日常管理。由于這些機構的監管角度各異，很容易影響監管整體效能的發揮，也給監管套利提供了一定的空間。

《報告》認為，在助貸業務中，監管的重點是資金方。監管機構應對商業銀行進行重點監管，堅決管住資金的最后放款出口，以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監管實施過程中，應避免用“一刀切”的方式誤傷助貸業務。“助貸業務具有混業經營特征，一般涉及或嵌套多項金融業務，形態多樣易變。”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理事會聯席主席兼院長貝多廣說，在此情況下，監管機構應充分考慮不同機構類型、業務類型的差異，具體業務具體對待，給予助貸機構一定的創新空間，以期實現創新激勵和風險防范的協同發展。(郭子源)

關鍵詞： 助貸業務 創新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