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宿命?

濱海大道東北方向的盡頭便是杭州灣，3月7日這天，雖有霧霾，但仍可依稀看見杭州灣大橋。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處理后排放出來的污水便從這里排入杭州灣錢塘江內，附近一家工廠的工人告訴記者，排污時，污水通過管道噴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渦流，而污水的顏色則是五顏六色的。

水務部門看到記者攝像很警惕地詢問。在這個排污口，綠色和平組織的抽樣同樣檢測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質，甚至還有鄰苯二甲酸二丁酯，此類污染物質具有生殖毒性，常被應用于包括紡織品在內的多種工業生產。

記者注意到，針對綠色和平組織的檢測報告，蕭山與紹興縣環保部門均曾予以否認，蕭山區環保局副局長朱海斌、紹興市環保局副局長胡劍都表示，“工業園區排放的污水都經過污水廠處理，符合國家標準。”朱海斌表示，工業污水即使經過了處理還是污水，不可能達到自然水那樣的清澈。根據國家標準，只要該污水經過自然水的80倍稀釋能夠達到無色就是正常的。報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質，朱海斌表示“國標”里面沒有要求，目前國內環保部門的技術和設備水平也無法檢測。

在濱海工業園區內的萬豐化工廠附近，兩名來自四川綿陽的萬豐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種菜，河道便與新二村那條曾被染成“血河”的內河相連。因為被污染，這條河如今被筑壩隔斷，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廢棄河道兩邊的農田不再耕種，但兩名四川女工不以為然。她們告訴記者，“化工廠與印染廠相比，很難說哪個毒性更大，為了生活，沒那么多能力去講條件。”女工的工資每月不足兩千元，工廠每個月給她們發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個人自覺，至于體檢，“目前還沒享受過”。

來自綠色和平組織的調研顯示，紹興濱海工業園區與蕭山臨江工業園區的印染企業不乏一些國際服裝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應商。

紡織名城向世界輸出潮流的同時卻將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員摘取了GDP的果實，民眾卻在為生態危機埋單。

環保部《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顯示，我國化學品污染防治形勢十分嚴峻。我國現有生產使用記錄的化學物質4 萬多種，其中3000余種已列入當前《危險化學品名錄》，目前，我國化學品產業結構和布局不合理，環境污染和風險隱患突出，發達國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學品在我國仍有規模化生產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環境風險的化學品生產能力向我國進行轉移和集中的現象。

指望國際服裝品牌督促供貨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現階段無異于癡人說夢般的一廂情愿，何況對服裝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裝殘留以及洗滌過程中對消費地的二次污染問題也同樣嚴峻，不久前發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殘留的布匹就來自紹興地區。

2010年，紹興縣印染超過170億米的布料，并且生產了超過1.3億件的服裝，紡織業作為紹興最大的支柱產業，占據當地工業經濟總量的58.5%。然而，籠罩在癌癥陰霾下的村民們對這些數字樂不起來，因為付出的環境代價實在太大，恐怕幾代人都無法償還。

紹興濱海工業區的排污口再往東，紹興上虞市的道墟鎮亦有不少村民向記者反映，他們那里也有“癌癥村”。化工企業開到哪里，“癌癥村”似乎便會出現在哪里。

上虞往東，寧波市慈溪地區，隨著杭州灣大橋的建成貫通，工業園區逐漸擴大，并已形成專門的印染區。來自那里的民聲反饋是，因為污染物的排放，海產品產量削減，口感變差，老百姓們正在擔心步入上游的后塵。

污水最終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長的海產品最終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遠。

毫無疑問，環境污染的危害絕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區。同處一片霧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癥或將成為我們這代人，甚至幾代人共同的歸屬。

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新發癌癥病例200萬人，因癌癥死亡人數為140萬，我國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癥，在全國不少大城市，惡性腫瘤已經超越心腦血管疾病，成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們就把這樣一個環境留給我們的子孫，我們的子孫以后祭拜我們的時候也不會感激我們，他們只會問，祖先們啊，你們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韋東英的這番話與噴涌的污水共同擊打著我們的心。

洪河經舞鋼市、舞陽縣、西平縣、上蔡縣、新蔡縣進入淮河，全長254公里。一些重污染企業超標排放大量的工業廢水，舞陽縣城的生活污水也進入洪河。

污水在洪河流淌了二十余年，洪河岸邊已成了癌癥高發區，村民嚴重受害， 村民為了治病，傾家蕩產，最終是人財兩空。

沿著洪河流域兩岸的村莊采訪，污染觸目驚心，沿途的村民深受其害。改革開放后，農民解決了溫飽漸漸有點積累，二十年的污染，又使他們一貧如洗。有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多少家庭債臺高筑，有多少青壯年娶不上媳婦，有多少青少年放棄學業出門打工，一個個悲劇不斷上演。

地下水污染正在整體惡化

在馬軍看來，地下水污染的嚴重程度長期被忽視，地下水污染情況比地表水更加嚴重。“如果說地表水污染整體不容樂觀，局部有所改善的話，地下水污染則是整體處于惡化的趨勢。”

記者|黃 祺

今年“兩會”，環境問題被提及的次數前所未有地頻繁，“中國水危機”一詞終于從民間、專業領域，變成“兩會”焦點。

引爆此輪環境討論的，除了頻繁出現的嚴重霧霾，還有網友舉報濰坊企業向地下非法排污事件。

有一些數據，雖然早已進入中小學課本，但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因追求經濟發展速度而被淡忘：中國是全球水資源最為匱乏的國家之一，中國擁有全球20%的人口，但淡水只占全球的7%。我國人均水資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8%，比人均耕地占比還要低12個百分點。

過去有一種觀念是，發展經濟必然要犧牲環境，而水污染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的現象。但問題是，經濟發展與水的關系已經陷入惡性循環，水資源短缺將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污染帶來的健康代價，也會拖慢經濟發展的速度。

中國水危機，已經成為中國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但與空氣治理一樣，要想讓水質得到改善，需要漫長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必然還會遇到阻力。

不只是濰坊

2月11日，一條內容為“山東濰坊許多企業將污水排到1000多米深的水層污染地下水”的微博被網友熱情轉發，雖然舉報消息并沒有附帶確鑿的證據，但更多人“寧可信其有”。這樣的心態并不奇怪，剛剛過去的春節期間，不少人在網絡上感慨自己的老家青山綠水不再，兒時戲水的小河如今色如醬油。水污染隨處可見，公眾對水污染的憂慮，早已積聚在胸。

舉報出現后，濰坊市環保局很快于2月15日下發通知，要求各縣市區和市屬各開發區實施全面拉網式排查，截至2月17日，排查企業715家，暫未發現帖文反映的問題。有網民質疑，兩天排查715家企業，簡直是“神一般”的速度。

有媒體將這樣的質疑拋給濰坊市市長劉曙光，他回應稱，“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講，排查是嚴謹、深入和細致的。”劉曙光說，目前尚未發現有地下水污染問題。

網友的舉報未被查實，但并不意味著不存在企業向地下排污的情況。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多年關注中國水污染問題，十多年前根據對水污染的調查，出版了《中國水危機》一書，如今，“水危機”這樣的提法已經從民間走向高層。在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的網站上，各地環保部門查處的水污染違法案件會被匯總，制作成“中國水污染地圖”向公眾公布。

馬軍告訴《新民周刊》，像舉報者所稱向1000多米深層故意排放污水的情況，目前在環保部門記錄中暫時未見，但是，企業通過滲坑、滲井排放污水的案件，已有多起被環保部門查實。除了工業排污，還有一些北方農村，將生活污水排入滲坑，讓污水自然滲入地下，這樣的方式甚至還被當做一種污染處理辦法。此外，在西南地區，也有企業通過溶洞等特殊地形排污的違法記錄。

舉報風波中，有人提出國外有一種污水處理技術就是向深層地下排污。對此馬軍解釋說，西方一些國家的確嘗試過深井灌注排污的技術，但這個技術的使用需要苛刻的條件。比如，深井灌注區要有特殊的地質條件，灌注的巖層高度封閉、高度穩定，實施這樣的技術還要配備法規，要有長期、嚴謹的調研和論證。況且，即便在發達國家，深井灌注也是一個存在很大爭議的技術。

關于濰坊對這次網友舉報的處理，馬軍認為未能顯示出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的“誠意”。“濰坊應該借這次機會，排查企業向地下排污的問題，而不是說只查有沒有1000多米的深井排污。”

惡化的地下水

山東省聚集了眾多高能耗企業，廢污水的排放量和危險廢棄物產生量居全國前列。是擁有最多國家監控的重點污染源企業的省份之一。

“其實我們比網民更關注當地生態環境。”劉曙光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說。不過，公眾有理由懷疑官員們的誠意，濰坊的處理方式，與過往眾多環境事件后地方政府的表現類似，地方政府更急于撇清責任，而不是開展治理。

在馬軍看來，地下水污染的嚴重程度長期被忽視，地下水污染情況比地表水更加嚴重。“如果說地表水污染整體不容樂觀，局部有所改善的話，地下水污染則是整體處于惡化的趨勢。”

與肉眼可見的河流、湖泊相比，地下水無法被普通人觀察到，而官方對相關調查數據的公開又非常鮮見。但對于廣大的中國北方地區來說，由于部分飲用水來源于地下水，地下水水質與居民健康緊密相關。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記者會上提及，地下水是各種用水的一個重要來源，占中國全部用水量的20%左右。南方主要用徑流(降雨及冰雪融水在重力作用下沿地表或地下流動的水流)，而北方用地下水更多一點。“北京、河北這一帶，地下水幾乎占工業、農業和人民生活用水總量的50%以上。”

馬軍介紹說，中國地下水污染北方比南方嚴重，原因有多種，一個是北方地區地表水污染情況嚴重，像海河流域，幾乎找不到干凈的地表水，這些已經被嚴重污染的水滲入地下，就會污染地下水。另一個原因是，北方地區地下水超采嚴重，華北平原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區，地下水水位偏低，更容易吸引地表水滲入地下。

地下水污染的后果比地表水更加嚴重，馬軍說，地下水污染的修復比地表水更難，特別是深層地下水，污染幾乎是不可逆的。

馬軍坦承，目前對中國地下水污染狀況的判斷，僅依靠現有的公開數據，而這類數據非常有限。

輿論的強烈關注之下，關于地下水的部分官方調查數據終于呈現在公眾面前。《中國國土資源報》報道，中國地質科學院水文環境研究所實施的國土資源大調查計劃項目——《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調查評價》已經通過專家評審。

這份報告顯示，華北平原淺層地下水綜合質量整體較差，且污染較為嚴重，直接可以引用的Ⅰ-Ⅲ類地下水僅占22.2%，經適當處理可以引用的Ⅳ類地下水占21.25%，須經專門處理后才可以利用的Ⅴ類地下水占56.55%。深層地下水綜合質量略好于淺層地下水，污染較輕。

另據環保部2011年10月28日發布的《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2009年，經對北京、遼寧、吉林、上海、江蘇、海南、寧夏和廣東等八個省(區、市)641眼井的水質分析，水質Ⅳ-Ⅴ類的占73.8%。

公開“機密”

就像土壤污染調查數據仍被環保部門稱為“國家機密”一樣，地下水污染情況也長期處于“秘密”狀態，輿論倒逼之下，相關機構開始對水污染信息公開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希望地下水信息有更多的公開，就公布像PM2.5數據一樣，公開信息并沒有之前想象的那樣危險。”

中國各地區在2012年中陸續公布PM2.5數據，如今，很多人已經習慣了參照PM2.5數據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在公布之前，也曾出現激烈的爭論。反對的聲音認為，公眾如果了解了空氣污染的惡劣程度，會“受不了”。馬軍認為，PM2.5的發布對于環境治理只有好處，這些數據不僅給產業調整、環境監督提供的依據，更是給地方政府無形的壓力，讓它們能夠重視空氣質量。

“信息公開是第一步。中國的環境問題往往卡在一些關鍵難題上：判決執行難，無法突破地方保護;社會監督難，因為環境問題技術性強;環境訴訟難，證據難搜集。如果有公開的數據，上面這些難題都可以找到破解的辦法。”馬軍認為，全面的信息公開，首先有利于公眾參與對地下水污染的監督，而公眾參與，是解決環境問題最好的辦法。

與幾年前相比，公眾參與環境監督的熱情越來越高。2月16日，回到家鄉的浙江企業家金增敏發微博說，浙江省瑞安市仙降街道橡膠鞋廠基地污染嚴重，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環保局長要敢在河里游泳20分鐘，他拿出20萬。金增敏邀環保局長下河游泳很快變成一個“模板”，此后，樂清、瑞安、蒼南等地環保局局長頻繁被網友懸賞“下河游泳”。

如果包括地下水情況在內的水污染信息可以像PM2.5一樣發布，公眾的監督將變得“有的放矢”。

鏈接

20世紀30年代，美國石油公司率先采用一種深井灌注技術來處置石油和天然氣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鹽水和其他廢液。到50年代左右，化學和鋼鐵工業也開始了把化學廢料灌注到深地質層的嘗試。

成熟安全的深井灌注技術，是在地質結構符合條件的情況下，采用多重密閉的材料構建一個非常深的灌注井，通過高壓泵將灌注液排入封閉的、尚有巨大利用空間的第四類環境介質——地質儲存空間，與地下飲用水資源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使廢棄物不再參與人類和生物的物質循環，從而達到安全處置廢液的目的。

但是在早期階段，由于當時認識和管理不足，灌注井的建造以及運行中，都有可能因技術落實不到位而出現問題。美國曾出現過幾次影響較大的灌注事故。

1966年在科羅拉多州，一家軍工企業在利用深井灌注廢液過程中，由于壓力過大引起了地震;同一時期，出現了第一份地下飲用水遭受污染的報道。到20世紀70年代初，又發現某造紙廠的灌注廢液從廠外一定距離的廢棄油井中溢出。

政府意識到，不斷增多的地下灌注活動必須受到嚴格監管。因此，197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保障美國公眾飲水安全的主要法規——《安全飲用水法案》，要求美國環保署制定地下灌注控制計劃，以確保地下飲用水源的安全。

1980年，美國環保署頒布了《地下灌注控制法規》，指出煉油、金屬制造業、化學品生產、制藥、商業污水處理、市政污水處理以及食品加工等領域的危險廢物，其他工業和市政廢液、放射性廢物可以灌注到所有地下可飲用水源之下，但原先灌注液所通過的三層安全保護管道必須提高到六層。

按照注入液體類型和注入地層的不同，環保署將灌注井分為I—V類5種不同類型。在大湖地區典型的灌注井深1700英尺至6000英尺(518米—1829米)，在海灣沿岸深度為2200英尺至12000英尺(671米—3658米)甚至更深。

2007年，中國地質大學水資源與環境學院的陳宏坤等人在《地下灌注技術及其在美國的應用》一文中解析，對于風險最大的I類灌注井，美國采取的防范措施也最嚴格。自從1974年美國開始嚴格管理地下灌注井以來，沒有再發生過由地下灌注引起的嚴重的環境污染事故。

1989年，美國環保署應國會要求完成的一項風險研究認為，與地表填埋、貯存罐藏或焚燒等其他處置技術相比，深井灌注技術對于人體健康和環境所構成的危害極低，可能造成的危害風險最小。

美國環保署2009年的數據顯示，處理工業危險性和無危險性廢液、市政廢液的I類深井總數超過500口，用于處理石油和天然氣采掘過程中伴生鹽水的II類深井超過14.7萬口，當時全美約89%難以處理的危險工業廢液均通過深井灌注方式來進行處置。

完善的法規和嚴密的管理讓美國在地下灌注方面保持了安全運行30年的紀錄。

深井灌注技術在中國是否可行?從2003年起，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同美國環保署開展了地下灌注與監控技術研究與合作;2006年中國環保部開展了地下灌注科研示范項目。但遺憾的是，我國尚未制定控制深井灌注行為的法律法規，也沒有明確的部門對其實施監管，這都給深井灌注的推廣帶來了難度。

自來水能不能直飲不僅取決于水源，還取決于標準、工藝和管道狀況。

記者|姜浩峰

“黃浦江上游出現死豬”——幾小時內，附帶著觸目驚心照片的新聞被上海網友瘋狂傳播，大家最擔心的是，自來水被污染。

截至3月12日，上海松江、金山區水域已打撈死豬4600余頭。而此地，正是上海自來水的水源地之一。截至記者發稿，黃浦江出現上游松江水域死豬打撈仍在繼續，從豬的“耳標”顯示，死豬來自浙江省嘉興地區。

上海市容環衛水上管理處處長朱錦介紹，黃浦江死豬并非偶然，十多年來一直未斷，每年春夏之交、夏秋之交均是高發期。而這次，事態在早春擴大。

3月11日，上海市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實驗室采用熒光PCR方法，對黃浦江上游漂浮死豬采樣檢測，在一份樣品中檢出豬圓環病毒病原陽性。上海市農委官方微博稱，豬圓環病毒病不屬于人畜共患病。據泖港自來水廠介紹，漂浮在河里的死豬大部分沒有腐爛，因此沒有對水質造成太大影響。水務部門每小時監測一次取水口水質，目前各項指標都正常。一旦發現水質異常，將投放液氯和活性炭，確保供水安全。

死豬事件再一次將自來水飲用安全問題，推到了風口浪尖。針對2012年7月1日全面實施的新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專家評論稱，達標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

可是，如今有人敢直接喝自來水嗎?

標準被譏“紙上談兵”

每個城市的自來水，由于水源地不同，水的特性自然有所不同。當然，國家對于自來水品質，是有硬性指標的。近30年以來，我國實施的是1985年制定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拿上世紀80年代的“尺”，顯然無法量準21世紀的現狀。　　按照1985年的標準，自來水檢測項目是35項。可是，2000年到2001年間，第三軍醫大學預防醫學院的曹佳教授，曾對重慶市主城區水環境中的有機污染做過調查，發現僅非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就高達101種。更讓人不安的是，當時曹教授在重慶5個自來水廠的出廠水中檢測有機污染物，仍然發現82種之多。

為此，2006年底，衛生部會同國標委、建設部、水利部、國土資源部、環保部完成了對1985年版標準的修訂，2007年1月26日由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聯合發布， 2007年7月1日起開始實施。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張成玉介紹：“新標準與1985年發布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相比，具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加強了對水質有機物、微生物和水質消毒等方面的要求，飲用水水質指標由35項增至106項;二是統一了城鎮和農村飲用水衛生標準;三是基本實現了飲用水標準與國際接軌。”

比如在有機物、微生物和水質消毒等方面的要求上，新標準中的飲用水水質指標由原標準的35項增至106項，增加了71項。在新的71項指標里，微生物學指標由2項增至6項，增加了對藍氏賈第蟲、隱孢子蟲等易引起腹痛等腸道疾病的細菌的檢測。原標準的毒理指標只有15項，新標準的毒理指標幾乎是原標準的5倍，達到74項。其中的有機化合物和無機化合物的主要來源是農藥和工業污染，我國不少地方的水源地農藥污染比較嚴重，雖然部分農藥已被禁用，但早些年使用過的農藥仍殘留在土壤中，短時間內很難降解;工業污染主要來自未達標的廢水、廢氣、廢渣的排放和處理，這對區域性生活飲用水衛生安全是決定性的，很多突發事件都由此產生。

一旦飲用了含有諸如砷、氟化物、硝酸鹽、氰化物等物質的水，就會出現急性中毒，甚至危及生命。而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物質在人體中累積到一定量才造成危害，即通常所說的慢性中毒。水源受到藻類污染也可以使飲用水中產生毒素，一般情況下，藻類無破損只對飲用水的味道產生影響，而一旦破損，就會產生毒素，無論國際還是國內，飲用水標準都將其歸為毒理指標。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水質安全監測室鄂學禮主任透露，新標準中明確規定生活飲用水必須滿足三項基本要求——一是要求生活飲用水中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應防止介水傳染病的發生和傳播;二是水中所含化學物質和放射性物質不得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不得產生急性或慢性中毒及潛在的遠期危害，比如致癌、致畸、致突變等;三是生活飲用水必須確保感官性狀良好，能被飲用者接受。

重慶交通大學朱宏的碩士學位論文《長江流域城市水源水、自來水水質變化趨勢及其改進對策研究》透露——“生活用水新標準的實施，并不意味著從自來水廠出來的水就完全滿足要求了。就現有水處理技術，最多能消減水中30%的有機物，而重金屬，均可以毫無受阻地進入成品水中。” 也難怪鄂學禮說：“水中的污染物種類繁多，人們對污染物的認知程度、水質項目的檢測能力受到科技水平的限制，水質標準無法完全涵蓋所有污染物。”對于新標準，鄂學禮也承認：“由于各地飲用水水質和水處理工藝存在差異，新標準選擇的項目盡可能涵蓋不同情況，一方面力求與國際標準發展趨勢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結合我國現狀，解決我國實際問題。”

離直飲有多遠?

在2007年6月29日衛生部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法制晚報》記者提問：“新標準實施以后，自來水是不是可以直接飲用了?”

鄂學禮答道：“制定這個標準的初衷是這樣的，如果飲水全部達標的話，是可以直接飲用的。中國人本身有喝開水的習慣，在真正使用的時候，大家會有一些疑慮，中國人還不習慣直接飲用自來水。如果自來水達到這個標準，就可以直接飲用。”

然而，老百姓大多仍不敢直接飲用自來水。《新民周刊》走訪了上海幾所中小學，發現普教系統公辦學校有許多安裝了直飲水凈化裝置。有政教老師坦言，學生家長大都非常贊成安裝直飲水凈化裝置。而老師們也教育同學：“自來水是不能生飲的。想喝水，還是要通過凈化裝置取水。”

一些地方為了找到好的水源，不惜上下而求索。上海已經實現了金山、奉賢、青浦、松江和閔行的水廠在黃浦江上游取水。即便如此，上海市水務局2013年工作會議傳出的訊息是，“有關部門曾經研究，在青浦地區引水過來服務上述5個區，甚至考慮從東太湖直接建一個水庫取水過來，但都感覺不夠理想，目前仍沒有明確的水源地方案。”

然而自來水能不能直飲不僅取決于水源，還取決于標準、工藝和管道狀況。中國各地自來水處理工藝各有不同。

“北京，尤其四環以內的主城區，水廠普遍上馬了深度處理工藝，水網管道大部分更新，因此離直飲水距離最為接近。

“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大型城市，部分水廠上馬了深度工藝，但是因為主城區管道老舊等原因，目前無法實現直飲。

“其他省會城市，僅有少數城市上馬了部分深度處理工藝，因水源、管道等原因，部分城市水廠屬問題水廠。

“上千座地級城市、縣級城市，除少數城市外，因水源差、深度水處理工藝缺乏等，有大量的問題水廠。”

2012年，有媒體曝出中國自來水近五成不合格，無城市實現直飲。

根據朱宏《長江流域城市水源水、自來水水質變化趨勢及其改進對策研究》一文介紹，飲用水處理技術的進步和發展，與飲用水水源污染的加重有關，也與人們對飲用水水質要求及相關標準提高有關。

從1804年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慢砂濾池水廠在英國派斯利建成起，飲用水凈化技術也從最初的簡單沉淀凈水方法到傳統的常規處理方法，以及發展到現在的飲用水深度處理工藝。最初人們采用了自然沉降、格柵截流等簡易的水處理方法，接著發現了用砂子過濾去除細微懸浮物的方法，同時出現了混凝預處理，并開始建造城市水廠。

飲用水處理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在此階段，歐美一些城市由于排放的污水、糞便和垃圾等使地表水和地下水源受到嚴重污染，造成霍亂、痢疾、傷寒等水傳染疾病的多次大規模曝發和蔓延，奪去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這些慘重的教訓促進了飲用水去除和消滅細菌技術的發展。此階段的代表性工藝流程為混凝-沉降-砂濾-加氯消毒，即當今的飲用水常規處理工藝。

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隨著工業和城市的迅速發展，飲用水水源不僅受到更多城市污水和工業廢水的點源污染，而且受到更難控制的城市街道徑流水和農田徑流等和垃圾滲透液的非點源污染。1974年到1975年，在美國80多個主要城市的調查結果證明，自來水中廣泛存在消毒副產品，而且在氯化過程中形成。根據英國、美國和荷蘭的一些流行病學專家的調查研究，長期飲用含有多種微量污染物的自來水，致癌、致畸形，致突變。因此，從飲用水中去除這種污染物尤為重要。國內外今年發展出的深度處理技術主要可分為強化“混凝-沉淀-過濾”、吸附技術、氧化技術、光化學處理技術、生物預防技術、離子交換技術、膜分離技術等。

小心消毒的副產品

新標準施行后，水質狀況到底如何呢?

在水凈化過程中，為了殺死水中的病原體，必須消毒。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消毒過程中的副產品，尤其是氯化消毒產生的多鹵化物，會影響人體健康。美國在1970年代初，率先開展消毒副產品方面的研究，確認了鹵化物的健康風險，并專門制定了《消毒與消毒副產品條例》。現在已發現消毒副產品300多種，其中許多在動物實驗中都被證明了致癌性，比如三氯甲烷、二氯乙酸均可引起肝、腎和腸道腫瘤。根據朱宏的調查，在中國，氯化消毒作為自來水主要的消毒技術已經沿用多年，并且現在仍被普遍采用。

當然，鑒于加氯消毒方式對水質安全的負面影響，新《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在水處理工藝上重新考慮安全加氯對供水安全的影響，增加了與此相關的檢測項目。

《新民周刊》了解到，今后上海市民飲用水都將經過深度處理。“采用深度處理工藝，主要是采取活性炭加臭氧等技術。”據上海市供水部門負責人介紹，有很多有機物常規工藝難以進行處理，活性炭技術卻能處理掉。而且采用這項工藝，可以大大改善自來水的口感。今后青草沙供應過來的優質長江水，在所覆蓋地區的水廠也將進行深度處理，進一步提升品質。就上海來說，松江、青浦和閔行的水廠目前已經實施深度處理，金山、奉賢水廠進行深度處理的方案已經確定，兩區將在今年加快方案的推進速度。

也有專家認為，自來水問題在國內城市沒有想象中那么嚴重。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王占生認為，因為中國人習慣了把水煮開了喝，能殺死隱孢子蟲、賈第鞭毛蟲等生物，而開水也能蒸發一定的氯氣殘留。

歐洲治水史

1983年8月31日，一個名叫拉塞爾·多伊格的釣魚人的大幅照片登上了《泰晤士報》的版面。英國媒體紛紛報道說，泰晤士河在死寂了150年之后復生了。

撰稿|樂 悠

不管是興起工業革命的歐洲大陸，還是產業發展蓬勃的美國，都曾經歷過“母親河”瀕死的陣痛，或嘗過地下水污染帶來的澀果。也往往是在苦過之后，才有了更加迫切的心，要恢復那一片清冽甘甜。

瀕死的泰晤士河

英國19世紀的政治家約翰·伯恩斯曾說：“泰晤士河是一部流動的歷史。”中世紀起，泰晤士河就是著名的鮭魚產地，因此，皇室貴族、國王王后，或是具有相當權力象征的大主教，都在泰晤士河兩岸興建官邸、皇宮、行宮、大型修道院、僧院，就連許多中下層人民也在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園。

這條英國的母親河，千百年來默默流淌，承載著倫敦的落寞與繁華。然而，恰恰是伯恩斯贊美泰晤士河富有人文歷史底蘊的那段年代，這條河流卻日益失去生機。

泰晤士河的“病”早有征兆。公元17世紀，倫敦市的供、排水系統就已經跟不上城市發展的速度，這一問題到了18 世紀工業革命時期顯得更為突出。隨著城市人口激增——1805年，倫敦常住居民達到100萬——泰晤士河一方面繼續向倫敦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另一方面也成了傾泄糞便和生活垃圾的場所，許多居民的生活垃圾直接沖進排水明溝，未經處理就進入泰晤士河。泰晤士河漸漸變臭，天氣越熱，味道越大。

有資料記載，1800年，漁民還能從泰晤士河捕到龍螯蝦和鮭魚，倫敦魚市上仍能見到產自泰晤士河的鮭魚。但在后半個世紀里，河兩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工廠林立，污水橫流，越來越骯臟的泰晤士河終于引發了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這條河里停止繁殖生命，反而開始孕育霍亂。19世紀，泰晤士河流域發生了五次霍亂大流行，在1849年疫情高峰期 ，平均每周有2000名倫敦人被奪去生命。此時，倫敦城的醫生幡然省悟：原來傳播霍亂的元兇并非他們所以為的“空中飄浮著的臭烘烘的蒸汽”，而是身邊這條從1833年開始就見不到鮭魚的泰晤士河。

英國首次吹響治理泰晤士河的號角是在1852年，議會通過的《都市水務管理法案》規定，取自泰晤士河的飲用水必須經過沙濾處理;為保證飲用水不受污染，所有取水口必須建在遠離污水排放口的泰丁頓河閘以上。

1854年，負責泰晤士河排污管理的機構“都市工程委員會”設計出一套“中途攔截”的排污系統。具體想法是：修建一套巨大的污水采集系統，把全倫敦的污水引到城市東部，在那里集中儲存9個小時，再趁泰晤士河退潮統一排放入海。

1858年6 月，倫敦大街小巷彌漫著泰晤士河散發出的陣陣惡臭，熏得英國議會無法正常辦公，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不得不通過增加稅收的手段加快實施這套計劃。1874年，該計劃全部完成，倫敦修建了城市排水系統與泵站，但沒有從根本上清理泰晤士河的污濁。

又見鮭魚

20世紀初，英國人開始反思治理不力的關鍵：技術沒問題，但是管理方法有誤。泰晤士河沿岸大小供、排水公司百多家，多為私人所有，管理分散，如果對水資源的凈化處理系統進行有機整合，統一管理，會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政府首先把水處理的權力收歸國家，其次通過立法對直接向泰晤士河排放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作了嚴格的規定，且明確各級水務管理的管轄范圍和權限。有關當局還重建和延長了倫敦下水道，1932年—1938年修建了活性污泥法污水處理廠，1936年—1955年修建了190余座污水處理廠，形成了完整的城市污水處理系統。

1974年，政府將泰晤士河流域的200多個管水單位合并成一個新水務管理局——泰晤士河水務管理局，再把全河劃分成10個區域，每家分局明確管轄一段河道，全面負責該流域內供水、防洪、治污以及廢水處理。這項大膽的體制改革和科學管理，被歐洲稱為“水工業管理體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從上世紀70年代起，泰晤士河開始重新找回清白：鱸魚、鰈魚等絕跡多年的魚類回來了，就連對水質非常挑剔的鮭魚也重新出現。1976年以后，100余種魚類重返泰晤士河。

1983年8月31日，一個名叫拉塞爾·多伊格的釣魚人的大幅照片登上了《泰晤士報》的版面：他手里舉著一條重達6 磅的鮭魚，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英國泰晤士河水管理局特此給他頒發了一只銀杯和一張190英鎊的支票。英國媒體紛紛報道說，泰晤士河在死寂了150年之后復生了。

民間組織治理萊茵河

在歐洲大陸，還有一本值得稱道的“治河經”——國際河流萊茵河。

萊茵河全長1300多公里，流經瑞士、德國、法國、盧森堡、荷蘭等9個歐洲國家，是以上幾個國家的重要飲用水源，流經之處，也是歐洲著名的工農業走廊，城市分布密集。

上世紀50年代，由于工業、農業和生活污水長期不受限制地排到河里，萊茵河的水質幾乎讓人絕望：魚蝦基本絕跡，鷗鳥不見蹤影，沿岸放牧的牲口出現怪病，土豆里被檢測出含砷。沿岸國家意識到，必須打破之前各行其事、各自開發的做法，成立國家間常設性決策機構，形成合力治理萊茵河。

1950年6月，“萊茵河國際保護委員會”(ICPR)應運而生。1963年，萊茵河流域各國與歐共體代表，在ICPR范圍內簽訂了合作公約，奠定了共同治理萊茵河的合作基礎。

為減少萊茵河的淤泥污染，ICPR嚴格控制工業、農業、生活固體污染物排入萊茵河，違者罰款，罰金50萬歐元以上。保護委員會還實行“責任到戶”，如委員會下面設置若干個專門工作組，分別負責水質監測、恢復重建萊茵河流域生態系統以及監控污染源等工作，如：拆除不合理的航行、灌溉及防洪工程，拆掉水泥護坡，以草木綠化河岸，對部分改彎取直的人工河段重新恢復其自然河道等。

1986年11月，瑞士的桑多茲化工廠發生火災，消防隊員的高壓水槍把工廠儲存的大量農藥和殺蟲劑沖進萊茵河。這場生態災難讓沿岸國家意識到，僅僅控制住污水排放還不夠，應該對沿岸工廠布局采取更為嚴厲的限制。1987年，ICPR通過《萊茵河行動計劃》，決定以1995年為限，將兩岸化工廠等 重污染企業數量縮減一半。

正是這樣一個工作人員僅12人、既沒有行政管轄權也沒有強制權的民間組織，卻讓萊茵河重煥青春。上世紀90年代在萊茵河里中又出現了標志性魚類——大馬哈魚的蹤影。2002年年底調查表明，萊茵河已經恢復到二戰前的生物多樣性水平。

一瓶“好”水和它的血統

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一瓶水，憑什么賣一瓶油的價錢?還有，怎樣的飲用水才算是“好”水?

撰稿|舍 文

怎樣的飲用水才算是“好”水?答案是：安全、衛生、有益人體健康。不過在高端水市場，“好”水并不僅限于此，它更引以為傲的是與生俱來的純正“血統”。

高端飲用水的“血統”，取決于原生態的水源地。但凡世界各地的高端水品牌，其水源地一定會在雪域高原、森林、深山……這些彌足珍貴的“世外桃源”，遠離都市塵囂，亙古保持著原生態的自然風貌。它的天生麗質，彰顯出高端水的純正“血統”。高端飲用水對水源地的執著，除了保證水質安全、衛生、有益健康的考慮外，更是為了滿足都市人親近自然，回歸本真生活的一種夙愿。

尋找好水源

與世界知名高端水品牌一樣，中國高端水品牌也需要以優質的水源地，來證明自己“血統”的純正。目前，國內優質水源地已成為各路英豪追逐的寵兒。

從前，投資者在雪域高原尋找好水源，現在，已經把目光投向了南方、中部廣大的森林、深山地區，從中甄選出純正“血統”的水源地。

“覓仙泉”的水源地，正是位于千里大別山南麓。大別山盡管身處中國中部腹地，但由于山高路險，丘陵溝壑密布，因而地區經濟發展一直比較滯后，山脈的原生態自然環境得到了很好的保護。水源地屬于亞熱帶氣候區，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溫暖濕潤。大片天然蔥郁的原生態植被，孕育了各種稀有的鳥類、蛇類和野生動物，也孕育了中國非常難得的好水、好空氣。

“覓仙泉”總裁蔡萌介紹說，在水源地建廠灌裝生產，一方面為充分保證品質，更秉承持續環保的理念與行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保護水源地，嚴格按照國家、國際水源地保護標準，建立三級無人進入防護區。保護區沒有水泥木樁的桎梏，翠綠的竹海、矮灌木叢的天然環抱，偶遇野兔覓食、竹林地上的蛇蹤等，使得一切都顯得如此自然和諧。

“覓仙泉”水源地所在的安徽省宿松縣，古稱松茲侯國，始建于西漢高后四年。“宿松”縣名的由來，據說與酒仙李白有關。民間傳言：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李白應閭丘縣令之邀來此避難養病，二人在河西山飲酒賦詩，其中有“我且欲眠卿且去，明日有意抱琴來”的千古名句，李白醉后就在河西山的一棵古松下臥歇一晚，松茲縣由此更名為宿松縣。

看一地的水質，還要看此處是否盛產美酒。宿松縣是美酒之鄉，如今仍然盛產白酒。就像一條赤水河釀出茅臺酒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水質，只有好水，才能釀出好酒。“覓仙泉”水源的水質通過國家級權威機構檢測，不僅完全達到國家級飲用水的相關標準，而且在一些指標上遠遠優于普通飲用水。

水的“價值 ”

“覓仙泉”這樣源自大別山深層巖石裂隙的天然泉水，中國市場上并不多見。由于水源處于相對封閉的硅石巖層，泉水幾乎與地表環境隔絕，保證了泉水的天然品質。

2011年中國南方大旱，但經過監控儀器的實時監測表明，井下水源水位幾乎沒有波動。這也再次證明了該水源在地下深層巖縫中循環，與地表隔絕。正是因為這種隔絕，泉水中微生物指標值始終為零。

除了水源優質外，生產工藝環節對于保證高端飲用水的品質也至關重要。先進的工藝設備及科學的生產管理，也是區別于大眾飲用水的特征之一。“覓仙泉”的生產線，是按照全程控菌的理念和標準建設的，單是對生產線的投入資金，就要數倍于普通飲用水。在灌裝生產過程中，只進行多種方式的物理過濾，無任何添加，充分保證其水質的天然特性。

高端水的包裝，也是體現其價值的一個特征。普通飲用水，大多采用塑料瓶，目的是方便運輸和消費者攜帶，但世界各地的高端水，常常用玻璃瓶盛裝，這已經成為一種趨勢。這樣可以更大限度地減少塑料包裝中有害物質遷移的隱患，對于高端水來說，安全比方便更為重要。“覓仙泉”目前選用的玻璃瓶，由具備藥用級玻璃瓶生產資質的廠家生產。另外，出于環保的考慮，在標簽紙材、外包裝紙板上都選用可自然降解的紙張，不會產生任何環境污染。

中國高端飲用水市場已經起步，市場前景非常廣闊。但目前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一瓶水，憑什么賣一瓶油的價錢?顯然，高端飲用水有它自己的特定消費群體。但凡追求品質生活的人群，他們更關注的是更好地去享受健康生命以及愉悅地享受生活。選擇健康飲水的生活方式，正是“覓仙泉”的服務理念。

負責“覓仙泉”華東市場的上海普濟貿易有限公司董事火譯介紹，“覓仙泉”目前的市場策略主要是通過高爾夫球場直接銷售，或者接受高端客戶的專門定制。因為“覓仙泉”的專業團隊相信，高爾夫不僅僅是一項風靡世界的運動，更是代表了現代社會對高品質健康生活的精神追求。基于這個共同的理想，“覓仙泉”未來還會在游艇俱樂部、馬會等高端場所為追求品質生活的人群提供產品與服務。

就像定制西服一樣，“覓仙泉”從設計包裝瓶開始，就已經在為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考慮。玻璃瓶的大小，正好適合揣進高爾夫球褲的后插袋，容量恰好可以分兩次喝完。可以這么說，“覓仙泉”的誕生就是為高爾夫球迷量身定制的。

就像紅酒從單純的飲品延伸出文化一樣，高端飲用水的價值，已經遠遠超越飲用水本身的功能。高爾夫的陽光、綠地、氧氣與來自大別山的陽光、綠地、氧氣是如此地吻合，它們所產生的交集是那么地自然。當陽光灑遍翠綠的場地，微風拂面，揮舞球桿后，凝望空中的球跡，仿佛在飛向大山深處……當鏡頭定格，那是我們在回歸自然!

關鍵詞： 浙江錢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