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時代，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涉及約2億靈活就業勞動者撐起零工經濟新業態。這個龐大勞動者群體日益凸顯的工傷風險、“青春飯焦慮”等職業痛點，成為兩會熱議話題之一。多位代表委員提交了相關建議和提案。

零工經濟：穩就業“緩沖器”“蓄水池”，從“公司+員工”轉向“平臺+員工”模式

“零工市場”“靈活就業”引人注目地出現在今年兩會的重要文件中。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各類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零工市場建設，廣開就業門路，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創造更多公平就業機會;“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也提出，建立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多渠道靈活就業機制。

不同于傳統就業模式，在數字經濟時代，靈活就業人群正日趨龐大。按人社部等部門公布的數據，我國靈活就業從業人員規模達2億人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選擇依托互聯網的新就業形態。

全國人大代表、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提交了《加快推動新就業形態發展、助力穩就業的建議》。他說，新的就業形態除在電商物流、網絡送餐、網約車等生活服務領域外，還依托知識創意領域和平臺不斷衍生。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等發布的《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1)》顯示，2020年企業采用靈活用工同比增長逾11%，達到55.68%，有近30%的企業表示穩定或擴大使用規模。

馬化騰表示，新就業形態具有就業容量大、進出門檻低、靈活性和兼職性強等特點，形成“蓄水池”與“緩沖器”作用，在勞動力市場中與標準化就業相互補充。

民建山西省委副主委、山西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李志強代表說，隨著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等新技術的應用，平臺經濟和共享經濟發展速度將進一步提升，釋放更大新就業形態潛能。

值得注意的是，靈活就業改變了勞動者與雇主之間的傳統關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許光建表示，勞動者從“公司+員工”轉向“平臺+員工”模式，也由此產生不少前所未有的利益矛盾。

痛點：工傷、養老、職業培訓均難保障

部分代表委員與專家表示，對于靈活就業人群的勞動權益保障，尚存在法律依據不足、制度設計不完善等問題。

問題比較突出且頻頻引發社會輿情的是工傷保險缺失。“靈活就業人員在遭受工傷事故后，常常因為不能參加工傷保險而無法享受相應待遇。”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濱海新區政協副主席蔡慶鋒說。

去年底，某外賣平臺一騎手在送餐途中猝死，其家屬在追究工傷保險責任由誰承擔時，被告知僅可以獲得2000元人道主義賠償和3萬元商業意外險賠償。在社會廣泛關注下，該平臺最終給予騎手家屬60萬元撫恤金。

在靈活用工模式下，用工企業與靈活用工平臺之間、靈活用工平臺與工作人員之間均為合作關系，不受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規制勞動關系的法律法規約束。

人社部的調研顯示，在缺少工傷保險的背景下，多數平臺企業通過購買商業保險實現其從業人員的職業傷害保障。但與工傷保險相比，靈活從業人員購買的商業險普遍附加值低、保障力度小。

還有部分靈活就業者由于沒有繳納養老保險，只能趁年輕拼命掙錢。記者發現，很多公司外賣騎手社保缺失。

一些代表委員建議，政府和用工方要幫助從業者解決只能吃“青春飯”問題，妥善解決社保繳納問題。

此外是勞動者可持續發展問題。李志強說，現有職業指導、技能培訓等就業扶持和服務保障體系主要面向傳統行業，沒有充分覆蓋到新就業形態從業者。

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將加快推進，新業態勞動關系規則要傾聽弱者聲音

政府工作報告和規劃綱要草案均對相關問題作出回應。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加快推進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繼續對靈活就業人員給予社保補貼,推動放開在就業地參加社會保險的戶籍限制。

規劃綱要草案提出，加強勞動者權益保障，健全勞動合同制度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完善欠薪治理長效機制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制度，探索建立新業態從業人員勞動權益保障機制。

多位代表委員提出了相關建議和提案。

蔡慶鋒在《關于建立靈活就業勞動者職業傷害保險保障的提案》中建議，調整現行工傷保險制度，從立法層面進一步規范此類勞動關系，避免靈活就業人員在遭受工傷事故后，無法享受相應待遇。

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主委高小玫在提交的大會書面發言《規范平臺用工，維護勞動者正當權益》中建議，進一步規范平臺用工合同，制訂平臺用工專項法規，加強勞動監察，規范平臺管理，防止優勢地位方濫用權利。

一些代表委員建議，拓寬靈活就業群體參與社會保障渠道，為就業困難群體提供免費在線課程和就業指導服務，建設勞動者終身學習的“數字學堂”等，以保障和服務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身心健康和可持續發展。要盡量減少互聯網對勞動者“工具性”的放大，增強對個人安全、尊嚴、可持續發展的考量。

“新業態制定勞動關系的規則要傾聽弱者聲音。”許光建認為，制度設計要兼顧各方利益訴求，創造共贏的發展模式。

關鍵詞： 職業痛點 職業傷害 保障